至于为什么只有湖州有这样的蚕种，无非是因为湖州作为蚕桑养殖业的主要产地，具有天然的规模效应。产业的聚集促进了分工的细化和技术的提升。李幺儿在杭州的时候，几乎走遍了江浙所有产蚕桑丝绸的县，无论是规模、技术还是相关的工商业组织，17世纪的苏杭两府都居于全国的首位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你们就没有想过引入湖州的蚕种吗？”李幺儿问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怎么没想过，”陈霖叹道，“奈何要蚕农改蚕种，难如登天！”

        他说起父亲曾经从湖州买来蚕种让蚕农试养，竟然无一户愿意。后来只能自己雇用女工来饲养，也不知道是水土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，养出的蚕大批病死，不仅亏折了许多钱财，也被族里的人取笑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自此之后，先父灰心丧气，也就不提这改良蚕种的事情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李幺儿颇有同感。她在杭州推广蚕种的时候，亦是费了无数心血。期间亦有多次反复，实话说完全是赔本的买卖，单纯靠个人或者小团体是完全搞不下去的。费达生在吴江的蚕种改良，不仅得到了当时地方政府的支持，江浙的丝织业资本家也提供了不少援助。就是这样她的蚕业改良也是走得磕磕绊绊。何况陈霖父亲这么一家小作坊了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这蚕种改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就是在苏杭都不易办到。”李幺儿说，“我看了厂子里的机器，似乎你这里即做丝也织绸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陈霖说丰生和向蚕农收购生丝之后，要经过调丝、纬络、经具、过糊等一系列工序，才能上织机织造各种绸缎，织造完毕之后，还要煮炼，染色。不过这些前后段工序多是外包给专门匠户来做得。织坊本身主要做需要较大设备的织造工序。

        传统的丝绸纺织业很少有大生产。即使到了工商业更发达的清代，绸缎织造大多还是一两台机的小机户。生产模式是“放料取货，以货出售”的生产外包模式。纱缎庄将生产原料、织机物料发给机户，由机户回家生产，完成后交回纱缎庄结算加工费。绸缎由纱缎庄发售。这种分散的生产模式下，产品规格不宜，质量好坏不定。

        丰生和过去也是这种模式，到了陈霖父亲手里，他感到这样的生产产品质量始终得不到保证，有时候在广州城里看到新的花式品种，拿回来要机户织造，整个过程也特别慢。因此决定自己设场织造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想不到你父亲还挺有远见的。”李幺儿笑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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